教育部门屡发禁令但记者调查发现――
本报讯近日，一则“中关村某小学一年级学生以双科198分排名班级倒数第二”的微博引发热议，博友质疑小学生的“减负”效果。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门屡发禁令，不允许小学期末张榜公布成绩，但多所小学仍存在“隐性排名”，家长、学生在分数、名次的“指挥棒”下，倍感压力，甚至将校外补课提前至小学一年级。
■“隐性排名”难以避免
西城区某小学二年级家长施女士告诉记者，尽管期末考试后，学校没有召开家长会，班级没有公开张榜，但是儿子在回家后仍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语文、数学、英语三门的成绩以及成绩在班级的排位，对于单科满分以及倒数几名的同学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好学生、差生的概念从一年级开始在他心里就根深蒂固，而且很多家长都想了解孩子的排名，老师也会暗地里和家长沟通。”施女士说。
海淀区的一名小学班主任表示，“隐性排名”在实际教学中很难避免。尽管教育部门在倡导“减负”，但小学的抽测、统测考试的成绩，学校都非常重视，而家长对于孩子在班级所处的名次也特别在乎，所以老师在教学中不可能对分数“不在乎”。目前的情况是，老师不公开公布成绩、排名，如果被家长问及，一般也会口头告诉，但“不会形成文字，以防家长去教育部门告状”。
■期末成绩与寒假作业“挂钩”
东城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张女士说，在期末考试后，该校的寒假作业也与小学生的成绩“挂钩”：以95分为界，语文95分以上的“优等生”的寒假作业为两本练习册，如果数学、英语中有一门是满分则可抵消一项；而95分以下的“良等生”则寒假作业有三本练习册，同样采用“一门满分可以抵消一项”的政策。
某小学校长表示，家长和升学的压力使学校不敢对学生的成绩掉以轻心。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校、老师走不出语、数、外三科的分数“框框”也是难免的。
■校外补课提前至一年级
据透露，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在一年级就为孩子报了语、数、外三门的补习班，补习班一般占用周六、日的时间，请一线的教学老师授课，主要是以专题的形式给孩子讲授一些学习方法和提前教授一些学科知识，每节课的费用都在百元以上。尽管价格不菲，但仍有很多孩子报名参加。
孩子成卖假证妇女的护身符，假证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6月30日9时，北京中关村大街，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
“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在坊间，“孕妇、抱小孩妇女”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意味着，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
笔者经过多日调查，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年龄20岁～40岁，来自欠发达地区，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遍不愿转行。
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原来是江苏人在干，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再后来，什么人都有了，山东，东北，张家口……”
“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
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两站中间，还夹着两个天桥、两个公交站台、两个十字路口，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娱乐设施。有人说，正因如此，人流多，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
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假证生意”。
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没事，他只是要玩学生证。”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
刘丽包内的学生证，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都已盖好印章。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最近学校管得严，真磁条断货了，这些都是假的。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
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就做完了学生证，收了30元。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男子说，他过几天要去外地，拿学生证去景区可以打折，“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天桥上都是，现在少了”。
此时，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这玩意也要30元?”“这都是违法的。”刘丽答。
“我拿的，是我违法。”
“我们给你做出来，我们也违法。”
“这一切都是违法的。”墨镜男笑着总结，随后说：“我要几本毕业证。”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往校门方向跑去，随后拐进旁边的绿化带。笔者赶到时，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一会儿便疏散开了。
“刚刚有警察。你们没干这行，不懂。”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事后，一位刚来一周的孕妇告诉笔者：双手空空，走路笔直，就可能是便衣。
笔者发现，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玄机”：一处栏杆断了，可通往大街;一处可穿过小树丛，通往人大校门;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塑料袋。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你们买不买证，买完证就赶快走。”
采访中，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她们 的事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满之前，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辍学，18岁嫁人，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在辗转浙江、辽宁、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已怀了第二胎的她，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纺织工等老本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卖假证大军”。
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因为不喜欢老师，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后来，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嫌机器嘈杂，一天都没干。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后来，丈夫迷上了赌博，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
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
思来想去，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这行，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败了，再换丈夫出来打工。123
校车安全事故何故屡禁不止
昨日上午，交警二大队在西四环上查到一辆小面包车，8座的车内塞了大人孩子共29人，超载的情况让民警们担心不已。
一个面包车里竟有俩大人和27个孩子
昨日8时20分许，交警二大队国道中队长蔡春辉和民警郭亚伟，在西四环与中原路交叉口的三王庄村附近巡逻时，看到一辆面包车内坐了很多孩子。蔡春辉立即驾车超过该面包车，示意司机靠边停车。
民警上前打开了车门，车内的情况让他们吃了一惊。只见车厢内，一名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孩子们都站着，车内挤得他们根本无法转身。
民警把孩子们抱出来，经点查，发现共有27个孩子，加上幼儿园老师和司机，这辆核载8人的面包车内，共挤了29人。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司机名叫邱方杰，这辆面包车是专门接孩子上幼儿园的黑校车。经过了解民警还发现，邱方杰还是三王庄小博士幼儿园的园长。
邱方杰说，平时别人驾驶这辆面包车到附近两个村子接孩子，接完后送到幼儿园，不过这辆车并没有教育局发的校车营运许可证明。
记者问车上有没有他的孩子，邱方杰说没有。记者又问他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坐这种黑校车，邱园长支支吾吾没有回答。
因为室外太冷，交警立即安排多辆警车赶到，将孩子们分批送到幼儿园正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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