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来工子女入学难

就只差这一个公章。”李武指着居住证那空空的一栏说。今天,不少中小学校正式开学,由于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成功申请到积分入学,孩子去哪读书一下子成了未知数。李武夫妻俩在广州工作年限和缴纳社保达十年,积分达到了81分,满怀希望地到相关部门办理积分入学手续,外管部门却以居住年限不够为由将孩子拒之当地公办学校门外。如今,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不断被贴上“流动儿童”、“新候鸟”等标签的同时,他们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受人们关注。近年来,我省适龄读书的外来工子女数量不断攀升,截至去年底,这一数字已达313万人,占据全国1/3。同时,我省外来工子女占了全国一半,并以每年30万的速度增长。今年中央文件规定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要以流入地为主,“广东的任务非常沉重,如何配置教育资源已然成为横亘在政府面前不可逾越的困境。”教育界人士表示。今年7月份,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公办学位不能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要的,要实行随迁子女凭积分制入读公办学校制度。对暂未能免费入学的随迁子女,一律不能收取借读费。这也是我省在“一市一策”基础上,首次出台省级红头文件。尽管《意见》已颁布,但很多地方政府却迟迟未公布相关细则。同时,由于门槛较高,很多外来工表示,“积分入学与积分入户一样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眼看就快要开学了,众多的外来工子女何去何从?学历门槛高,积分入学无望积分入学在给外来工子女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因其高门槛而遭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据了解,李武和妻子2010年、2011年都办理了居住证,但2009年的居住证“由于自己的疏忽,加上根本没人查”,未能及时办理。这不符合番禺区积分入学中“在我区连续居住满3年或以上”的规定。对于积分制入学,李武还抱有较大的希望,因为毕竟他大专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小小失误与积分制入学失之交臂。而更多的外来工却“想都不敢想,因为要80多分,其中学历分数就占了差不多一半”。“广州此次公示的1000名农民工积分入户名单中,学历很多在大专、本科以上。同样积分入学,父母的学历、职务也占重要分值。”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说。他认为,“积分入学无望,捐资助学太贵,孩子放老家不放心,这才是众多外来工真实写照”。据了解,去年7月,番禺区在广州12个区、市中,率先推出积分入学政策,针对外来工子女提供了3500个学位,但最终只有500人符合条件入选。去年7月18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番禺区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启动。《办法》规定了外来工本人文化程度、技术职称等10个方面的量化考核标准,其中还规定了四个须同时满足的“必达条件”,“四个必须”也卡住了一批高学历外来工。据了解,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海珠区,目前已初步草拟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海珠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方案。黄埔区同样已出台《讨论意见稿》。然而,多个县区细则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记者在积分制入学的发源地中山采访,也了解到真正的外来工靠积分入学是“天方夜谭”。去年,在中山火炬开发区靠积分制入学的外来工子女最多约有200多人,但是这些孩子父母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乏硕士、博士。而在三角镇靠积分入学的却不超过50个,因为大多数孩子父母是纯粹的打工仔。在番禺,针对有些家长认为的“门槛过高”问题,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之前已经对相关情况进 过摸底统计,目前能够提供的公办资源已达到极限,分值的设置并不是最主要的,公办教育资源已经尽力。民办学校“大打工仔教小打工仔”在积分入学无望时,“七月十几日,榄核镇中心小学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可以带一万元的捐资助学费来报名。”李武对捐资助学费极不认同,加上经济上的压力,他并没有像一些家长一样拿钱去“购买”学位,“定额的捐资助学费就是借读费换了一个名号而已。”李武无奈地表示,“最后可能让女儿回老家读书!”榄核镇中心小学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捐资助学费只是众多入学标准的一个标准,和学位并没有直接联系”,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捐资助学费定额一万元时,负责人给出的回答是“今年学位只有176个,而报名者220个,比较紧张,定额的捐资助学费好操作一点”;而另外一名负责人则否认了捐资助学费的存在。昂贵的捐资助学不被外来人员认可,外来工子弟学校或许给他们子女上学一条出路。但很多外来工家长反映,大多数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条件又太差。尤其是初中,由于师资匮乏,很多外来工认为读书也是去混日子。小斌的小学校紧邻高速公路。“每天上课的时候,汽车的声音都盖过了老师的声音,坐在后排我什么都听不到。”小斌抱怨道。腾先生坦言,学校条件太差,电脑设备都是从旧货市场收来的286。学校的面积也很小,一块不足6000平方米的地方竟然容纳了超过1000个学生,“课间操孩子都没地方站”。“而且学校老师的素质也不是很高,很多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有些甚至是初中生。”腾先生说。他戏称是“大打工仔教小打工仔”。高中教育“断层”,学生流失严重每年的7、8月份,既是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招生季”,同时也是“退学季”。目前,外来工子弟学校只有小学和初中招生资格,而在高中教育这关始终难有突破,这在外来工子弟的求学路上形成了教育“断层”。很多外来工子女上初二时就不得不退学。“读完初中,江西、湖南等外省户籍的学生一般回本省参加中考,考入本省的高中,再参加本省的高考,这是由高考的户籍制度规定的。”同仁学校董事长邱绍金有些无奈,我们也申请过很多次高中招生资格,但是始终没有批下来,而他的学校是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中的佼佼者,甚至有一所学校被评为了省一级学校,但到了初三学生人数就非常少了。事实上,在这样的民办学校里,有部分留下来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中职中技学校。但是读中职中技学校,他们还是面临不公的命运,因为对于政府每个学生一年有1500元的补贴,他们是不能享受的。据了解,能上中职和中技的学生大多数是父母还“混得不错的”。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外来工子女初中毕业去向问题十分突出。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每年均有近800名初中毕业生,许多学生毕业时还不满16岁。前两年学校做过专门调查,本来80%以上学生及其家长有升学愿望,但是由于将来只能回原籍高考,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或放弃学业进入打工行列。

广州农民工子弟学校17年心酸办学史

2011年9月1日,民办小学广州大道南小学跨入了开办的第14个年头。在新学年开学的前几天,刘基国在学校或家附近的菜市场转悠的时候,沥滘菜市场、西滘菜市场等等,只要人多的地方,他都看到一些民办学校在摆摊招生或是派传单拉生源,“快开学了,还在菜市场招生,对学校来说,对为人师表的教师来说,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刘基国告诉记者,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当年的自己,那是何等相似!1994年,一名叫李志坚的外来工在珠江新城冼村,用石棉瓦搭起了简易校舍,吸引几百名打工者的报名。这所办学条件简陋、一度被定性为“非法办学”的学校,后来被业界追溯为广州市第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据统计,广州市目前有外来工子弟学校300多所,这些学校接收了六成以上的广州市外来工子弟入学。虽然当下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总体环境相对宽容,但办学者言之未来之路仍语带惶恐。初创:招1400名学生,只来了百余名1998年,刘基国只身从湖南来到广州。通过熟人介绍,25岁的他准备应聘到刚开办的广州大道南小学做老师。此时,距离广州第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出现的1994年已过去了4年。来广州之前,刘基国是湖南一个县城的重点公办小学的老师,也当选过湖南省优秀教师,但是“小县城闭塞,人们一有空就打麻将”。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面试刘基国的是一位老校长,是从广州市一级学校———铁一小学退休后被学校老板聘过来的。由于学校开办得太匆忙,面试时只谈了几句,校长就拍板要下了他,而且是当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刘基国一干17年的这所小学,当时只有一栋五层高的教学楼,如果每间课室都坐满的话,可以容纳1400名左右的学生。但由于当时民办学校在广州还是新生事物,没有吸引力,周边楼盘也不多,生源严重不足。只招到了100多名学生。刘基国记得,当时广州市第一所民办小学是1994年在海珠区诞生的,在此后几年间,新办的民办学校也是寥寥可数,只有四五所左右。当时学校只开设了5个班,一年级2个班,二、三、四年级各1个班,“我教的是四年级语文,当时只有19个学生,被迫‘小班教学’啊”。令刘基国始料不及的是,来到广州大道南小学不仅仅是任教这么简单,当时更重要的任务是招生。“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的收费当然会高一些,当时,公办学校是每学期200多元,而我们学校是800元”。“当时没有双休日,每到周六日,老师就被赶出去到菜市场招生。有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有人刚接过我们递过来的招生简章,看也不看,当着我们的面就踩在脚下了。不少老师都气哭了。”刘基国说,老师们感到自己像叫花子一样,师道尊严全都丧失了。到广州后第三年,由于老校长离职,刘基国当上了广州大道南小学副校长,但“拉生源”的苦日子还在继续。生源:被“讨好”的学生和家长来到广州的第四年,刘基国当上了校长,满大街拉生源仍然是“学校大事”。不过,当时,他跟老师们说了一句话:“加油干,到时让人家来求我们!”这句话在当时老师们看来只是一句笑话。因为学校开办四年了,只有400多名在校生。为了拉生源,“当时我们居然可以让学生先来上学,学期末再缴费”。刘基国回忆说,学校初期,什么学生都收。“只要是个人”,不管你年龄是否符合标准,也不管你是否有什么缺陷。不过,对部分人开了先上学后缴费的先例后,学校“可就吃亏了”。“有的人开学第一天来了,但领完课本,第二天就不见了;有的人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到学期末时突然就跑了;而老师在期末除了准备学生考试外,还额外多了一个任务,上门催缴学费。”“为了留住学生,我们还办起了寄宿。把教学楼的顶层改成学生宿舍,老师则成了义务的生活辅导员,给寄宿生补课,照顾其起居饮食。”刘基国指着目前教学楼下的一块空地说,当年为了招生,学校最厉害的时候在操场上一下子停了8辆校车。“最远的到番禺、客村等地拉生源,1辆校车一个月的费用是几千块,8辆校车一个月就得花好几万元了,没赚到钱,反而月月亏钱,当时如果不亏这笔钱,更加招不到学生,那学校就更亏了”。“更狠的是,我们要把学生奉为上帝,学校一接到家长投诉,那么被投诉的老师就得马上下岗,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刘基国说,这样的制度放在今天也是很“铁血”的,对老师是没有一点人情味,为了“讨好”家长只能这么做了。“民办学校跟公办学校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前者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比较‘杂’,后者是相对稳定地在一个片区,两者的差异决定了民办学校在学生管理上比公办学校的压力大得多。”刘基国说,民办学校的家长有些是做小本生意的,有些是给工厂打工的,生意和工作都不太稳定,一般对孩子都疏于管教。曾经有一个家长对孩子几天不回家都不闻不问,孩子也不跟父母打交道,整天睡在楼梯间,身上被蚊子叮得一个个包,看着就心疼;也有一个学生由于家长不让其玩电子游戏机,孩子居然把家给烧了;也有调皮的学生,晚上爬墙翻进学校,三翻四次地把老师辛辛苦苦弄好的墙报撕掉......教师:讲台上的计件工除了生源,作为校长,让刘基国头疼的第二件事就是老师。民办学校师资流动大通常被人们所诟病。有的民办学校一个学期连换好几个班主任也是平常事。在广州大道南小学开办之初,也有出现过上午该老师还在课室上课,下午就收拾东西走人,根本不给学校一点协调的时间。曾经有一个民办学校的老板向刘基国抱怨,刚招来的老师没几天就被老教师给赶跑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民办学校的老师都是讲台上的计件工,工资是按照课时的多少来支付的,上课多的工资就高,通常一个星期的总课时是30课时,有的老师为了多拿点工资,就什么课都抢着去上,有的人一个星期就上了20多节课,相当于每天6节课,他除了一节课没上之外,其他的都上了。有新老师来的话,肯定会分担了一些课时,那原来老师的薪水就减少了,肯定就得赶跑新老师了。”“我刚来的时候,工资就是每个月1300元,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工资上涨到每个月5000多元。”刘基国说,但直到现在,学校的不少老师的工资水平也只是每个月2000多元左右。记者在教师意见调查表上看到,有老师写道:希望校长兑现承诺在老师办公室装上空调,希望工资能追得上CPI。“我是校长,不是投资方,我只有提建议的份,决策权还是在老板那里。”刘基国有点无可奈何。学校师资水平提高了,也有让刘基国头疼的地方———近年来,先后有十来个骨干教师跳槽到公办学校去了。晓港湾小学、大东苑小学、金碧二小、三滘小学等,先后挖走了学校的学科组组长。前路:走上正轨仍难看清出路民办学校区别于公办学校的最大不同就是,办学行为跟经济挂钩,而且以盈利为目的。刘基国告诉记者,学校在近几年开始略有盈余。刘基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在校生是1400多人,六年级的学生是每学期1350元的杂费加上190元的书本费,四五年级的学生是每学期1650元的杂费加上190元的书本费,二三年级学生是每学期的总费用是1915元 今年新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是每学期2500元。学校支出方面,每个月教师工资的发放是20万元左右,水电和办公经费是一两万,教学用地的租赁费每年是几十万元左右。“学校开始走上正轨了,13年来尽管办学地没有挪窝,但是学生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刘基国说,目前学校的占地面积跟13年前是一样的,8000平方米,但是从2004年开始,学校就在与校园相隔一条小路的三层商厦里租了一层楼,用于学生的各种功能室,如电脑室、舞蹈室、音乐室、图书室等,加起来有1000平方米。在刘基国看来,近年来政府对公办学校的投入是越来越多,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更是锦上添花,在这样的情况下,逼得民校不得不自我发力,自己出资完善教学条件,才不至于比公校落后太多。但就在去年,学校的对面开办了两所公办小学,仍然分流了不少生源,可以预见,至今仍在菜市场拉生源的其他民校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受煎熬。而民校的良莠不齐也加剧了其生源的分化。“我听说,有个别民办学校4个老师就撑起一所学校了,连厨子都可以去上课。”刘基国说,曾经有个学生一二年级在该校读书,当时的成绩每科平均分还有70分左右的,但三年级转去了另一所民办学校后,语数英三科总分才30多分。“这哪是教学生,分明就是害了我们的孩子嘛。”“现在区里对民校是有专项扶持资金,但是一年就30万元,全区有20多所民办小学、百多所民办幼儿园,这样的财力扶持无异于杯水车薪。”在刘基国看来,尽管目前学校在民办学校中处于中上的水平,但刘基国担忧,同样是为祖国培养未来,民办学校却难以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投入力度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民办教师的工资始终在低水平徘徊,这两大弱点令民办学校仍处于风雨飘摇状态。背景调查显示,51万打工子弟六成在民办学校就读财政资助严重不足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红,带领学生用四年时间抽样调查形成了《广州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报告》,并于今年7月下旬发布了调查报告。调查发现,截至2010年年底,广州市有51万农民工子女在穗接受义务教育,但六成在民办学校就读,广州无法真正做到“以公办为主”,然而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财政资助却严重不足。与外来工子女人数的增速相比,财政对于外来工子女入学经费的补贴却可谓杯水车薪。广州市从2008年起设立了广州市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对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约有1000万元。但在此之前,广州市仅在2006年从政府本级统筹的教育费附加中安排了125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广州市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公办学校以及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对于庞大数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说,这无疑是僧多粥少,实际拨付到学校的专项资金数量极其有限。课题组在对一些民办学校的校长进行访谈时了解到,有些办学好一点的学校可以获得15万元,有些学校却仅有几万元,而很多办学平平的学校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这笔拨款。此外,由于这笔专项资金是用于改善学校教学设备的专款,所以基本上起不到减轻打工子弟就学负担的作用。此外,由于学校获得的专款数额不多,所以这种非常规的拨款对学校教学质量改善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发展简史1994年:出现首所外来工子弟学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名叫李志坚的外来工看中了这个庞大市场,1994年,他在珠江新城的冼村办起广州第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那时的学校全用石棉瓦搭成,收费低 廉,每学期200多元,一下子吸引了几百人报名。不过由于办学条件简陋,他曾被以非法办学名义抓起来。1996年:出现首所正式注册学校1996年,广州市出现经过审批注册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彼时,仍以自发办学居多。大多数学校校舍租用仓库和民宅,装修粗糙,有的干脆以窝棚做教室,缺乏最基本的消防安全验证等。“窝棚学校”虽被政府勒令禁止,但仍然屡禁不绝。2001年:奔商机来,发展到100多所2001年,广州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发展到100多所。大多数投资人冲着“商机”而来,有的投资人一连办了三四所,如康乐小学、春晖小学、金鹰小学都是较早一批,主要集中在天河冼村、海珠区一带。有的学校小的只有几十人规模。大部分入学者都是同一个地方的老乡,办学者也都是自家人。几年下来,好一点的小学每年能稳定招收到1000多名以上学生。2003年:外来工子弟学校创办增速2003年左右,外来工子弟学校创办明显提速。千人规模以上的学校已经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学校可以达到两三千人。此时,广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非法办学的惩治力度,其结果是大量不合格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被取缔。调查发现,全市当时约有32万非本地户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和少年在广州读书,其中公立学校以借读形式接纳了约9万人,不到总数的28%,余下的23万在民办学校读书。2007年:首受冲击生源回落外来工子弟学校发展到两百多所,这一年开始,广州对外来工子弟学校实行限额招生。同时,广东同时宣布对全省农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一部分在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就读的省内农村子弟开始出现回流。据教育部门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海珠区民办学校的招生总数略有下降。另外,政府也开始允许公办学校在保证地段生入学的情况下,招收外来工子弟入学。从这段时间开始新办外来工子女学校逐渐减少,有时候一个区一年增加不到一两所。2010年:外来工子弟学校已占40%从2004年到2010年,广州市外来工子女人口已经从32万左右增加到51万,学校数量增加到300多所。占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人口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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